中国经济：延续下行态势 地区差异明显

　　已至年中，中国经济也行至关键时期，国内外形势愈加复杂。为了准确了解、掌握各地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，分析今后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向，研判经济运行的最新情况和突出问题，及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，6月底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2012年省区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座谈会，100多位与会的专家学者结合宏观形势及各地区的实际情况，对上半年及下半年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：上半年延续下行态势，下半年则谨慎乐观。希望中央能根据国内外环境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，对财政、货币等宏观政策适时适度预调、微调，通过稳定经济增长，达到稳效益、防风险的目的。

　　增速持续回落 地区差异明显

　　综合看，与会专家对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：增速普遍下滑，不过下滑速度在趋缓，幅度在收窄，尚可承受。对于下半年经济走势，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有望稳中有升，总体较为乐观，少数甚为担忧。

　　年初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行态势，并创1992年以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回调时间最长记录。各地区的走势大体如此，只是下滑幅度不同。究其原因，综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四位专家——宏观部部长余斌、外经部部长隆国强、市场所所长任兴洲、金融所所长张承惠等人在演讲时的分析，可以得出：欧债危机再度恶化、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、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，导致我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，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与会者在研讨时认为，上半年经济运行存在不少亮点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总结时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：农业保持稳定，粮食生产“九连增”的希望较大;一些地区主动转方式、调结构，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势头;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省市经济稳中有升、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有所改善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效果明显。

　　李伟认为，上半年经济形势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，即在经济增速普遍出现趋势性下滑的过程中，各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。其中，外向型较强、资源输出型强、制造业、重工业比重较大的省市，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。另外，近几年主动转型调结构的省市以及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省份，则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，成为新一轮增长的动力。

　　以外向型地区为例，今年以来，像浙江、福建、深圳这类对外依存较高的沿海地区，受当前欧美经济低迷、出口复苏前景难测等一系列因素影响，它们正共同面临以外部需求下降为主的市场需求不足、企业融资环境趋紧、经营困难、投资增速缓慢等一系列经济下行压力。

　　那些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日子不太好过。今年以来，受国内外经济下行传导效应影响，陕西经济出现下行趋势。其他一些资源输出地区像内蒙古、山西的工业增速也显著下滑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动力不足。

　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湖北这类制造业或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小影响。今年以来，它们的增速普遍下滑，外贸出口增速普遍呈放缓态势，消费需求乏力，工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，企业经营困难较大。而黑龙江更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较为严峻的挑战，经济运行呈现速度、效益双下滑的态势，连锁效应显现，完成全年目标的压力骤增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主动转型较早，广东、江苏、上海、天津等省市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较小，前五个月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势头。其中广东、上海已出现探底回升迹象。这要归功于它们在其他地区仍在传统产业、传统发展方式中做文章时，它们就已寻找到转型之路，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。

　　此外，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地区比较典型的代表地区，像河南、安徽、湖南、四川等地均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应对，各省经济保持在平稳运行区间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并且某些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名较为靠前。这与四个省都有国家级的区域发展战略、可发挥金字招牌作用，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　　做好相关政策预案提高调控政策针对性

　　针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的状况，以及各个地区经济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，与会者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。综合起来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第一，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在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上狠下功夫。现在对下一步的政策选择要再看一看，要沉得住气、铆足劲，既不要急着踩刹车，也不要忙着加油门。

　　第二，要尽快作好相关政策工具准备和预案，防止经济运行出现突发性情况。比如，要牢牢保住经济运行的基本底线;做好各类经济风险防范应对准备;支持公共项目、投资重点领域，重大装备采购等;做好相关舆论引导工作。

　　第三，要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，真正体现差异化。这是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方面，尤其是省区市的代表，希望中央政策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各地在发展阶段、经济结构和政策需求方面的差异。不能“一刀切”，又必须“切一刀”，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，体现出较高的执政水平和艺术。

　　第四，结合各地情况，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，比如采取措施支持光伏产业、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;解决融资难、融资贵等问题，重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操作风险，加强监管;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扶贫工作的投入，提高西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;加大对县级以及中心镇建设的支持等。